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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檢察史
時間:2017-08-09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1906年的9月,清政府的軍機處、法部(司法行政機關)、大理院會奏核議大理院官制折中認為:“遠師法德,近仿日本,其官稱則參以中國的舊制度,亦既斟酌中外得所折中。查推官之名肇自有唐,相傳甚古,然歷代皆屬外僚,不系京職。考宋時大理有左右推事之稱。擬改推官為推事。司直官稱,亦緣古制,惟名義近于臺諫,擬改總司直為總檢察廳丞;改司直為檢察官。”檢察官由此得名,并沿襲達一個世紀,直至今日亦無更改。我覺得,僅就檢察官官稱的正式命名而言,沈家本翻譯的“檢察官”稱謂達到了“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的初衷,創造了人們所期望的那種外觀西化內里中制“參考古今”的新稱謂。

  為什么會這樣說呢?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檢察制度誕生于1906年。當年,光緒頒布《大理院審判編制法》,規定新的審判機構采用四級三審制,各級審判廳附設檢察局,各檢察局設檢察長一人,并設置一定數量的檢察官。檢察官獨立行使下列職權:

  1、對刑事訴訟案件提起公訴;

  2、收受訴狀請求預審及公判;

  3、指揮司法警察逮捕罪犯;

  4、調查事實,搜集證據;

  5、民事保護公益陳述意見;

  6、監督預審和公判,并違正其違誤;

  7、監督判決之執行;

  8、查驗審判統計表等。

  這標志著中國大陸地區近代檢察制度的誕生。

  問題是當時沈家本為什么把司直官改為檢察官而沒有采用其他稱謂(稱呼)呢?那是因為,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是無法從中割舍的。從社會制度的歷史沿革和民族文化的自然延續的角度看,檢察官的本質功能有著十分明顯的中國古代御史監察制度中的監督烙印。按《辭海》的解釋:“司直,官名。漢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后魏至唐沿置,屬延尉或大理寺,掌出使推按。唐代亦于太子官屬中置司直,相當于朝廷的侍御史。”由此可見,司直官產生于漢代,主要職責是協助丞相糾察官員的不軌行為。魏晉時代受延尉指派,調查刑事案件。唐代的司直官的地位相當于副御史。

  從2006年筆者所查閱的的資料來看,中國的公訴制度雛形始于公元前8世紀的東周列國時期近似2006年的公訴制度發端于公元前3世紀后期統一中國后的秦朝。那時已有“宮室告”與“非宮室告”之分。秦漢時的訴訟分為兩種。一種是當事人或親屬向官府告發,類似于自訴;另一種是官吏代表國家利益進行糾舉,類似于公訴。御史制度由此而生。

  秦漢時御史設有專門機構,稱為“御史府”,為“治官之官”。后漢改為“憲臺”。魏晉、宋時更名為“蘭臺”。梁、陳、北朝稱“御史臺”。到了唐朝、御史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中央設御史臺,御史大夫為臺長(亦稱大司憲)。內部以三院分職:臺院,為御史臺本部,主要負責監督中央官吏,彈劾文武百官的犯罪行為;殿院,主要負責監督朝儀、朝會等;察院,主要負責對中央六部和地方州縣官員的監督。由此可以看出,御史的第一職責是糾察文武百官的犯罪。比如唐朝開創的會審制度,每遇重大案件,由大理寺會同刑部尚書、御史上丞共同審理,史稱“三司推事”,后來演化為明清時代的“三法司”。

  在審案的過程中,御史的職責主要是彈劾,相當于2006年的的提起公訴。據記載,唐開元十四年設堂事御吏,每日在臺值班,接受訴狀,遂于狀頭題寫當事人姓名或訴訟之事,經御史對辭狀推復盡理之后彈奏之。可見,彈奏乃御史專職。御史彈劾的范圍很廣,上至親王公主、宰相執政,下至文武百官和地方豪強,凡有罪過,御史皆可彈之;彈劾的內容,貪贓枉法,工作疏忽,玩忽職守,違犯朝儀等等,均在彈劾之列;彈劾的提起,有由御史自己訪得者,也有百姓赴臺陳狀者。著名的“風聞彈事”即是御史出臺接受文狀,略去姓名情節,然后以“風聞”之名彈奏論罪。此法始于晉時的御史中丞沈約彈劾王源的故事,盛于南北朝,一直沿襲至唐。到了唐開元十四年,文武百官認為此法易出冤案,于是,朝廷規定接受告狀的御史不但要具名彈奏,而且對告詞內容的真假要進行驗證、調查相關材料,才能彈劾。彈劾一經提出,并不直接治罪,而是由大理寺和刑部研究治罪(此謂法推)。從我查到的資料來看,御史彈劾狀的末尾一般都寫上“請付法推,以付典憲”。這些都表明中國古代,御史起訴犯罪,延尉、大理或刑部進行審判,大體上是有分工的。據《通志?魏?高恭傳》描述:“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延尉,令知人數。延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事,移付司直,司直復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丞彈聞,延尉科律。”這就清楚地說明,查處一起刑事案件,御史、司直、延尉扮演著不同角色。著名檢察學家王桂五對此評論道:“中國的御史制度,作為一種古代的法律監督制度,自秦至清,兩千年從未間斷,可謂歷史悠久,制度完備,沿革清晰,規范詳密,特點鮮明,在實現封建政治法律統治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世界政治法律史上絕無僅有的。”我覺得此評精確。然而由于古代中華文明的封閉性,御史制和它的封建官僚一樣,陳陳相因,似退化了的種子,不可能自然演進為近代的檢察官。但是正如法學博士徐蘇林所言,一個民族的文化是血脈相通的,如果沒有中國古代的御史制文化,近代的檢察官制則會缺乏適應性的制度依托。近代中國檢察官制既不可能是西方制度的復制品,也不可能是歷史的簡單復歸。作為一種流變著的符號表征,從司直官到檢察官稱謂的演變,它敏銳地反映了社會制度的變遷。

  我們再來看看20世紀初期的中國(清末),面對西方、日本的列強,清政府派出載澤等5人考察歐洲大陸各國憲政情況,看著恍如天國的對手,清朝使節再也不敢夜郎自大,紛紛要求開啟立憲。對于這一切,學貫中西的清朝左侍郎沈家本是了如指掌的。他奉命修訂沿用160年的《大清律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廢除凌遲、梟首、戮尸、刺字等酷刑,仿效法、德立法體例,移植檢察官制度。人們不禁要問,英文“Public Prosecutor”原意就是政府律師。直到現在,我國香港地區的律政司的檢控專員就是政府大律師。當初,沈家本為什么將其譯為檢察官呢?我覺得,除了上面所說的御史文化的影響外,就“檢察”詞源來說古已有監督的意思。這一情緣深深地影響了沈家本。

  先說“檢”字。《說文》注解:“檢,書署也。”段玉裁先生注釋說:“書署謂表署書函也。”并引《后漢書?祭祀志》的記載,皇家譜牒藏于石室金匱中,尚書和太常進行查驗交接,題簽印封謂之“表書署函”,這種活動就是“檢”字的本意。皇家譜牒需要“檢”,誥命諭旨、典章律令也要“檢”,此是的事。到了秦漢年間又出現了專門“檢”法的“御史”,所謂“御史檢事,移付司直”,說的就是御史將所要彈劾的事項與典章律令相對照,如查驗結果有違律令情形,則依典章律令的規定移交司直官處理。

  再說“察”字。按《說文》的解釋,先秦時代的“察”,字,是“覆審”的意思。又云:“察,交覆深屋也”。什么是深屋,段玉裁注釋說:“古者屋四注,東西與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屋,足為深屋。”因此,許慎說的“覆審”的目的是為了明察秋毫。所謂“纖維皆審謂之察”,以明辨是非《新書?道術》,說的就是此理。

  古詞“檢察”兩字合用始見于唐代(618~907)。《資治通鑒?唐紀八》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對黃門郎王硅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治敕,皇帝頒布的法律文告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就是說,中書令為皇帝起草的詔敕交由門下省復驗,以駁正詔敕文稿中的差失,由此可見唐代的“檢察”含有監督意思。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制文明成果時,沒有把英文(英美法系)“Public Prosecutor”譯為政府律師,而翻譯成為檢察官,是由于律師制度尚未引入中國,現代“政府”的概念和體制也尚未形成,而中國古代的御史、司直官位則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行使公訴權的檢察官相近,都是國家加強法制統一和監督法律實施的產物,“檢察”二字又恰好體現了法律監督的內在本質。因此,沈家本等人在1906年9月20日上奏光緒皇帝,將總司直改為總檢察廳;將司直官改為檢察官。檢察官由此得名。

  因此,沈家本翻譯的檢察官官稱,既考慮了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官制度,又重視了中國傳統的官制沿革。從文化源流上講,中國封建社會設置的御史官制在一定程序上可以看做是檢察制度的最原始形態。也可以這樣描述,中國近代檢察制度是西方檢察制度的影響與中國古代文化官制的傳承,是中西文化的合璧,因此,我們考查檢察權和法律監督權的文化淵源,既離不開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又離不開西方近代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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